食品安全必须高调重提-【新闻】蛇鞭菊

食品安全必须“高调”重提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自去年“三鹿事件”以来，一直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据新华网2009年3月1日报道，2月28日,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法》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获高票通过,并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施行。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待这件事情。一是政府对食品安全的重视，通过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再就是关于食品安全，值得注意和高调重提的必要是时刻不可以放松的。

其实，食品安全的事件太多了。据相关的报道，今年新春伊始，多美滋奶粉、蒙牛OMP特仑苏牛奶以及惠氏奶粉事件，相继打击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位。然而在这种种惊魂未定之中，我们毕竟迎来了《食品安全法》出台并将于6月1日正式实施的好消息。虽姗姗来迟，但它到底还是来了。那么在支付了无比沉重的生命安全与社会成本代价之后，一部食品安全法是否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进步与“补偿”？有论者认为，正像3月1日《成都商报》所报道的，这部法律在许多方面都有重要进步，但处于“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当下，人们很难相信单凭一部法律就能让人吃得放心。全国政协委员李铀表示，《食品安全法》执法部分还太模糊，仍按多部门分段管理，会在执行时造成困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陈君石教授则认为，《食品安全法》没有对食品监管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是******遗憾。

问题是对于问题食品，相关监管部门似乎慢了半拍。这是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中挥之不去的质疑。一切都未曾淡漠，一切也犹可追记：在三鹿事件中，早在去年3月，就有许多消费者反映奶粉问题，至去年8月初，专家鉴定问题奶粉中有大量三聚氰胺，却未对外公布。直到大量结石患儿涌现，舆情为之汹汹，卫生部始于去年9月11日公开结果。其间相关部门长达近半年的时间的沉默，既没有发布预警提示，更无信息公开，这一度让人悲愤莫名。在多起食品质量事件见诸报道之后，食品安全问题现已成为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生活资料，如果食品安全无法得到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从更深层次看，食品安全问题还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是影响国民经济能否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应该了解，食品安全关系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而粗放型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质量标准低、产品质量差、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严重。食品安全问题说到底还是食品的质量不过关，而食品质量涉及大众，关系民生，与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息息相关。当前人们的生活方式正随着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过去单纯地追求“吃饱”向“吃好”、“吃健康”转变。这必然对经济增长方式提出更为紧迫的要求，对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食品安全也与加快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只有提高农民素质，增强他们的食品安全意识，才能从源头上把好食品安全关。据商务部不久前对农村生产者的调查显示，相当部分农民不知道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和兽药目录；近50%的农民在使用农药和兽药时没有农业技术人员指导，只是凭感觉使用，一药多用现象相当普遍。68.9%的蔬菜上市前没有经过产地检验。因此，如果不改变农村生产方式，增强农民的食品安全意识，食品安全问题就无法从源头上得到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企业生产的“规模经济”。目前在我国的食品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有总量上的优势。但这其中往往良莠不齐，许多食品小作坊经营分散、设备简陋、工艺水平低，质量管理水平差距较大，质量保证能力参差不齐，甚至不少企业不具备基本生产条件。事实证明，中小食品企业是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因此，进一步加强食品企业的集中度，做大作强一批骨干龙头企业，实现食品生产企业的“规模经济”，有助于从生产环节，保障食品安全。另外，从国际上看，我国的食品生产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产品品牌知名度低。这也是导致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出口食品质量缺乏信任的原因之一。比如我国稻谷加工达到日生产能力400吨及以上合理规模的企业不足1%；甘蔗糖厂的平均日榨能力仅为2500吨；规模以上软饮料企业的年均产量只有3万吨；罐头加工企业的平均规模仅为1000吨左右。企业规模小，严重制约了食品行业生产集中度的提高。食品安全问题还涉及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在很多程度上都是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研究表明，食物当中的化学元素，归根到底来自于它的生长环境和养殖环境。一旦环境被破坏、被污染，食品安全又从何谈起？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三鹿事件总算有了一个解决，但其后系列事件却处于了犹未了之中。特仑苏事件关于OMP是否致癌物质的问题，甚嚣尘上久矣，然而在对权威信息的企盼中，此事件竟以一则“专家称饮用添加OMP牛奶无害”的消息作为终结。“专家说法”能等同于部门质检报告吗？权威部门为何无一字公布？多美滋与惠氏奶粉事件中，相关部门均做出了“三聚氰胺未超标”的检测，但是面对那么多结石患儿，面对“除了三聚氰胺，奶粉中是否还有其它可导致结石的物质”的追问，相关部门却再次闭嘴收声，不肯多置一辞。

可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此种民情异常的喧哗与相关部门习惯的沉默之间，食品安全法将何以自处？尤其是，当这部新法依然面临着包括“执法主体模糊”等监管体制方面的质疑之时，答案便愈发显得暧昧而艰深。历经苦难，事到如今，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向相关部门求证食品安全法之可行性与可信度的时候了。我们可以祈求企业家身上流淌的道德血液，但它终究靠不住，所以才要有法治。然而如果相关部门总是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避离三舍，默然以对，或总也难以拂去利益之重，食品安全之乱相必将无从收拾，食品安全法规也必将沦为轻薄一纸。事实上，在食品安全法之前，我们并非没有相关法规。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生产出口农产品的农民由于要达到较高标准，投入相对较大，而农产品价格相对也较高。而这正符合我们发展环保型、低农残的现代化农业的需求。我们可以鼓励农民生产这种“出口型”农产品，之后转为内销。国家相关部门可以采用日本、欧洲、美国等等进口农产品的标准来检测这些“出口型”农产品，符合标准的农产品可以获得高定价，保证农民收入的同时，也灌输给了农民这样的概念：只有生产低农药残留的农产品，才能卖高价。无形中，农民考虑的方向就不是怎么给农产品加“料”，而是如何减“料”才能卖出去了。可能会有人质疑，这样的做法会无形中提高菜价，加重百姓生活负担。其实这种做法是把农产品分出几个等级，消费者既可以选稍微便宜，但是残留稍高的农产品，也可以选择残留低、价格贵的农产品。只要把农产品标准细分，相信消费者都会接受稍微贵些的菜价，而回报则是更多的放心和健康。当然，细分农产品标准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就是检测机构要值得信任，这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以行政手段来控制。

可以推断的是就是如何知道多少人需要什么档次的农产品。只有按需种植生产，才能******限度地保障农民利益，使他们不再去在化学药品上动心思。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参照出口的模式。农产品出口过程中，外贸公司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帮助农民把海外市场的需求搜集回来，再以订单方式将需求信息反馈过来，具体指导农民的生产。我们也需要类似外贸公司一样的搜集内需的公司，把需求搜集完成并分类清楚，再把“规模内需”像“规模外需”那样配置给农民。不过，把中国城市里各阶层对不同品质农产品的需求一家一户搜集起来并不容易，但正因不易，这些信息的价值才高。而越来越发达的信息系统，像互联网、手机、电话等为这种信息搜集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因此，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首先在于给中国农产品找到最佳出路，在内销的市场上用外销的质量控制体系来组织生产环节，“模拟出口”，不但能够拉动产业升级，还可以使农民最终自觉生产让人放心的农产品。由此可见，从食品安全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再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一张简单的饭桌上，其实包含了经济发展的全部道理！而要改变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的现状，就不能采取“头痛医头”的简单做法，而是要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要求，从食品生产的源头入手，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提高食品企业的质量意识。这样才能使广大消费者真正吃得放心、吃得开心。

阀门定位器公司

阀门定位器公司

截止阀